炒股配资学习而用田亩数量来计量免除额度

好的，我帮你改写一下这段文章，保持原意，同时丰富细节，字数变化不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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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历史上，明清两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官府在具体征收赋税和徭役时是区别对待不同群体的。例如，对于那些拥有功名的士绅阶层，朝廷会给予一定程度的免役待遇，且他们所拥有的部分田地也可以享受免税或完全免除赋税的优惠（其中不同功名身份如秀才、举人等享受的免税田亩数量差别很大）。这种做法一方面是朝廷对士人的优待，旨在笼络士绅阶层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士绅们善于钻政策空子的现象。相比之下，普通百姓则没有这类特权，不管是应该缴纳的税赋，还是不合理的摊派，统统都得缴纳，难以逃避。

“赋役”这个词，在古代其实要分开来看待——“赋”指的是税收，主要是田税，按照拥有的田地多少按比例征收；而“役”则是指劳役或徭役等强制性的劳动义务。明朝初期，虽然士人确实享有一定的优免政策，但朝廷免除的主要是他们的杂役，而非全部赋税。比如嘉靖二十四年时，明廷专门制定了优免条例，明确规定了各级士人的免役免粮额度：京官一品免除役粮三十石和人丁三十丁，以下等级逐级递减，到九品则是免除六石粮食和六丁劳役；外官免除额度则减半；举人、监生等则免除两石粮食和两丁劳役；致仕官员则免除本品额度的七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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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万历时期，针对士绅的优免政策进一步调整和明确。根据新制定的优免条例，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除田地多达一万亩，等级越低免除的田亩递减，八品则免除约两千七百亩；外官免除额度减半；退休官员免除本品田亩的六成；未仕进士可免除田亩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，未仕举人则免免除约一千二百亩；而生员、监生的免田额度为八十亩。

对于这些政策，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。一种观点认为朝廷实际上是直接免除士绅们的税赋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朝廷只是免除了士绅们的杂役，而用田亩数量来计量免除额度，是因为许多杂役实际上被折算进了田税里。换句话说，朝廷的优免主要是免除了附加在田税之上的杂役费用，而真正的田税和正役，尤其是里甲等正役，仍然需要正常缴纳。个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。不过，即便朝廷有明确规定，士绅们依然利用权势，逐渐把只免除杂役的优惠，演变成“合法”逃税逃役的手段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政策执行范围不断扩大，加上明朝官员治理腐败，制度执行力极低，士绅们在暗中勾结官吏，成功将免役免税的特权转化为对百姓沉重负担的转嫁。

明朝中后期直至清朝，士绅享受的优免政策变得越来越宽松。虽然上层规定依旧存在，但实际执行中，许多士绅和官员互相勾结，将应由他们承担的徭役和税赋，巧妙地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。比如士绅们常用的“骚操作”之一，就是私下将自己的土地挂到普通百姓名下，导致征税时税款被直接从百姓手中收取，造成许多老百姓明明没有多少田地，却被迫缴纳大量赋税，而他们无力反抗这些地方官吏。有些士绅甚至不缴一分钱，不服徭役，不纳粮食，他们的家属和奴仆同样免税免役，享受特权极为明显。

由于官绅阶层免交税赋，负担自然就全落在普通百姓身上。那些没有功名的老百姓不仅要缴纳国家规定的正税，还要承受地方官员强加的各种摊派和杂税，而这些杂税往往比正税更重，严重压榨了百姓的生活。

严格来说，明朝官方的正税其实并不算高，辽粮加征也不多，但由于官员普遍贪污腐败，地方官设立的杂税摊派层出不穷，所需缴纳的总税款远超正税，让普通百姓难以负担。为了逃避沉重负担，明清时代不少百姓和富户开始寻求逃税之法，而“投献”成为最为普遍且有效的手段。

为了躲避赋税和徭役，许多自耕农和富户主动放弃身份，变成“黑户”，或者将土地“投献”给有功名的士绅。他们不仅不向士绅索要任何费用，有时还要每年倒贴银钱（地租）。乍看之下，这种做法似乎荒谬，但实际上是当时非常现实且行得通的避税方式。其基本逻辑是：我不能成为官员或举人，但成为某士绅的家奴总行吧？我辛辛苦苦种地，却要缴纳税赋和服劳役，干脆不种国家名下的地好了。既然举人官员的土地不征税，那我把自家的地“转让”给他们不就省事了？这样人头税丁银也能省下来。

即便士绅们真的严格按照朝廷规定，仅免除杂役，正常缴纳田税，对投献的百姓来说，投献仍是一种省钱的办法。土地所有权虽名义上转给士绅，百姓仍可继续耕作，只需向士绅缴纳少量地租，不用向官府交税或服役。对士绅而言，这些投献的土地犹如白得，且他们往往并不按规定缴纳任何税费，更别说杂役了，连田税都能钻空子逃避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投献制度在中国许多地区变得十分普遍且制度化。投献前，双方会约定地租数额和土地使用期限（通常为永佃田），百姓以较低价格将土地“卖给”士绅，自己成为佃户。土地依旧是原来的地块，只是名义归士绅所有，百姓继续耕种，每年只需付地租，不必向官府缴纳高额赋税。即使土地“卖”给他人，佃户身份不变，俗称“卖田不卖佃”。

为了吸引百姓投献土地，士绅们每年收取的地租远低于官府征税，凭此优势吸引更多人主动投献。士绅们无需付出成本，坐等土地和银钱自动送上门，实在是一笔轻松赚取的“财富”。双方签订的相关文书能有效保障投献者权益，避免被士绅欺骗，降低了投献的风险，促使投献之风在明清两代十分盛行。

据相关学者估算，明朝初期官方登记的赋田约有857万顷，但到弘治十五年，经过地主豪强兼并和百姓投献，登记赋田数量锐减至422万顷，减少幅度超过一半。其中大量土地被百姓投献给免税的士绅阶层。地方上曾有统计显示，“一邑之中，有田者仅十一，没田者却达十九”，可见普通百姓土地贫乏，负担沉重的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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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天津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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